《红楼梦》中荣宁二府上下尊卑人等，人人都爱听戏，每逢重要家庭活动，都要演戏。元妃省亲要演戏，凤姐、宝钗过生日要演戏，逢年过节要演戏，几乎一年四季演戏不断。府中那些文雅的公子千金们，都对戏的词曲记忆娴熟，并有深刻研究。宝玉同黛玉，曾于花下并肩读《西厢》;宝钗的一首点绛唇，也曾把宝玉喜得抓耳挠腮。不知红迷朋友们注意否，《红楼梦》书中表现的戏剧有三个特点:一是都属于雅部的南戏范畴，昆曲、弋阳腔一类，而没有属于花部的其他剧种;二是书中提到的剧本，除元代《西厢》(似乎是明末的《南西厢》)外，均属于明末清初的作品，没有雍乾以后问世的剧本;三是家养戏班演戏，在苏州买来的小戏子，昆曲十二行当角色齐全。这三个特点足以证明，《红楼梦》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作品，而不会是十八世纪雍乾以降的作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 以传奇为主要形式的昆曲，产生于明代中叶，是从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整个十七世纪，明末清初，昆曲在戏坛雄居霸主地位，这同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直接相关。十七世纪昆曲的流行，同陆王心学带来的浪漫主义风气有关，同市民阶层自发的文化需求有关，也同知识、士大夫阶层用来抵制理学桎梏有关。昆曲绮靡华丽、拖沓缠绵的唱腔和台风，极适合于演出才子佳人戏，极适合于表现贵族青年风雅放荡的生活，表达失意文人那种哀婉伤情的情绪，因而恰好迎合了当时追求个性解放，反对理学阴沉刻板面孔的社会需要。这是昆曲在十七世纪风靡全社会并长期独霸戏坛的根本原因。中国著名的传奇作家和经典传奇作品，都产生于十七世纪。明末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，汤显祖的包括《牡丹亭》在内的临川四梦，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戏剧的影响，可以同莎士比亚戏剧在欧美的地位和影响媲美。清初南洪北孔的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，是中国戏曲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座，是传奇界两座比肩的高峰。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以创作传奇为终身职业的专业作家，如李玉、李渔、袁于令等。文人士大夫及官僚显贵，也以能够创作传奇作品为荣，亲王岳端、官僚曹寅、文人吴伟业等，都曾从事过传奇创作。当时全本传奇的演出，要连续三昼夜，是社会一大盛事，江苏巡抚宋荦、江南总督翼、江宁织造曹寅，都经常在府中遍请，搬演流行的传奇剧目。官僚贵族家庭，当时都有家养戏班子的嗜好，购买优伶花费无算，仅治行头的费用，动辄几万、几十万两白银，其奢侈令人咋舌。 雍乾以降，雅部传奇逐步衰落了，逐渐为花部各剧种所取代，尤其是徽班进京以后，京剧开始大行其道，逐步取得了戏坛的地位。大清王朝，以传奇盛行始，以京剧盛行终，亦是异数。传奇衰落的原因，有外部的，也有自身的。首先是社会原因，进入十八世纪，特别是雍乾两朝，随着的巩固，阶级对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极大地强化了，萎靡的社会风气开始转变，正统思想不断加强。雍正严令官僚贵族家养戏班，实行乐籍双禁，女伶登台，乾隆通过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大量禁毁言情宣淫作品，几乎把明末清初的戏剧小说作品一网打尽。各地在督抚的监督下，严格禁演淫戏或荒乱之乐。其次是昆曲自身原因，由于吴音繁缛，唱词念白不易为平民百姓听懂;剧目篇幅长并且声调拖沓，演出十分耗时费力;更重要的是过于文雅，缺乏本色，只适于演出才子佳人戏，不适合演出武戏、戏、义士戏，而此时阶级又大力提倡演出宣传正统忠孝节义思想的剧目，雅部的昆曲被花部剧种所取代，就在所难免了。 综上分析，我们不难看出，《红楼梦》描写的贵族家庭戏剧生活，完全是明末清初的景象;书中提及的昆曲剧目，大多是顺康年间允许演出而雍乾时代演出的剧目;家养戏班，买良家子女充优伶、花巨资置备行头，也是顺康年间比较普遍而雍乾年间厉禁的行为。书中贾府购买的小戏子红楼十二官，乃是《红楼梦》诞生于顺康年间的明证。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，时间几近百年，很难设想乾隆中叶的文人，能对贵族家庭搬演传奇以及全班子女伶的描写惟妙惟肖，能对当时严禁的昆曲剧目如数家珍。只有当代人写当代事，才能有《红楼梦》那样准确传神。譬如对清末八旗子弟京戏的生活，百年后的今天作家，怎么写都有隔靴搔痒的感觉。 十七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，是一场特殊历史时期自发产生的一次独特的文化运动。对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评价，从疑经辩伪的角度看，意义十分重大，影响也十分深远。他直接为乾嘉考据学派的诞生开辟了道，对二百年后的戊戌变法也有深刻的影响，康梁的《孔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著作和君主立宪、废除科举、官僚政体、兴办实业等思想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清初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羲等思想家。但从市民阶层自发产生的言情宣淫风气的角度看，又是一场不十分和的运动。从客观效果上理解，对后世的妇女解放、婚姻、男女平等，不无启迪，但从主观意志上看，也存在颓废思想的负面效应，不过是为贵族纨绔女性，提供诗意的借口和解释罢了。 《红楼梦》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，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评价，直接关系到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。胡适先生由于不清楚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与《红楼梦》诞生的关系，所以对《红楼梦》评价过低;而今天的红学家，同样也不知道《红楼梦》与明末清初个性解放要求的关系，却对《红楼梦》评价过高。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，不是什么民族感情问题，正如法国知识对巴尔扎克《喜剧》的评价不是民族感情一样。把《红楼梦》放回到明末清初的大中去，从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，对她进行科学的考证分析，才能恰当地指出她的成就和局限，才能客观地对《红楼梦》做出科学评价。 断定《红楼梦》是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，必然涉及到十八世纪的曹雪芹的著作权问题。现在红学界对这一问题十分，特别情绪化。谁胆敢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，便似了某人的专利，挖了某家的祖坟，必然招致一场狂犬吠日般的。但感情不能代替科学(很奇怪，红学界何以对有之嫌的曹氏家族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，居然把曹雪芹之祖在大同屠城的也视为《红楼梦》宁荣二公的素材)，科学考证也不能为感情左右，真理终究不是靠某些权威或某些人群起哄才能确立的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，真理越辩越明。倘若哪位红学专家，能以科学的态度和详实的，证明《红楼梦》的背景是十八世纪而非十七世纪，证明《红楼梦》作者是十八世纪的曹雪芹而非十七世纪的某位文人，笔者愿服从真理。大家都知道红学有三个死结，实际上还不知道最大最关键的死结，就是胡适先生考证的曹雪芹，同《红楼梦》表现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不相符合。 笔者经过精心考证，提出《红楼梦》的初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、剧作家、诗人洪升(见《〈红楼梦〉创作背景分析》、《怀金悼玉诉情种，寂寥伤怀话石头》、《满纸自怜题素怨，片言谁解诉秋心》等系列文章)，洪升受过遗民思想的深刻教育和浙东、浙派的强烈影响;洪升在家庭伦理和科举前程方面受过打击;洪升有意淫式的纨绔子弟前期生活基础和贫困潦倒的后期生活经历;洪升诗学王士祯，词学朱彝尊，与赵执信、查慎行水平比肩，与当时著名学者文人接触交往、思想沟通频繁密切;洪升是传奇院本和散套曲创作的顶尖大师，有与创作《红楼梦》相适应的才情和等身著述;洪升有曾经以自己经历进行创作的蛛丝马迹，临终前把行卷带到了江宁织造府;曹寅读了洪升行卷后所写的感赠诗，周汝昌先生便认为如果掩去该诗题目，谁都会感觉出是写给《红楼梦》作者的(见《红海微澜录》)。总之，洪升是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中，最有可能创作《红楼梦》的人。是耶非耶?恐怕不能依红学权威们脱离文学规律、依据胡适的大胆假设来判断，要想否定笔者的结论，那就请您按照文学规律说出个道理，并用胡适先生的话说:拿来! 推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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